送外卖开滴滴，房产中介苦等楼市回暖 | 谷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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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品 |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
无所事事的状态已成了中介经纪人的日常。没有在vlog中呈现的，是日甚一日的焦虑，比如给客户发消息推荐房源，客户不回复的时候。
姚沁文是上海的一名房产经纪人。在她工作的门店，每天下午一点半，店长会带着员工们齐唱《奔跑》：“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”早中晚各复盘一次，员工们站成三排，店长连连发问：“有没有破蛋？有没有带看？有没有机会点？”
“破蛋”就是开单。六月第一周过去，门店还没有“破蛋”，偶尔能听见同事们自嘲，“我要低绩效了！”每个月都要计算一次三个月以来的绩效，一次低绩效会失去底薪，连续两次低绩效就要被开除。
“买涨不买跌”的定律在房地产市场尤其适用，客户担心买在高点，业主怕卖亏了，双方都在观望。面对下行的经济形势，客户的不安全感也在加剧。姚沁文有位客户本来有意愿买房，公司突然开始裁员，客户便搁置了买房的计划。
而在上海的另一家门店，一位中介已经三个月没有开过单，他只能坐在门店里刷手机。“闲的时候反而是最累的。”他说。过去带客户看房要满城跑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冬天冻夏天晒，但他怀念这样充实的日子，“有客户愿意看房子，你知道他会买，这是很幸福的。”
数据显示，在经历了二三月份的“小高峰”后，二手房市场再次沉寂。以上海为例，4月二手住房成交17334套，环比下降26.71%。北京、杭州、南京、合肥等城市，4月二手房成交量环比跌幅超过30%。根据中指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》，四五月份，全国100个城市二手房住宅平均价格持续下跌。五月环比下跌0.25%，同比下跌1.52%。
在北京干房产中介五年，王迪的手机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平静过。卖主的消息偶尔弹出，“最近怎么没人看房？”他自己也纳闷，过去三年里，即便疫情封控影响出行，仍有客人通过视频看房。现在小区可以随意进出，市场却冷冷清清。
王迪已经习惯了忙碌的生活。今年二三月份，解封后的需求释放，市场曾迎来短暂的“小高峰”。门店一天有二三十组客户，他一个人带七到九组，每天醒来就是连轴转，约房、陪看、手机响个不停，有时谈单子到凌晨。他谈成了三单，业绩20万左右，当月到手工资有五万多。
一个多月后，市场退潮，需求惨淡。客户没有带看的需求，王迪只能待在门店里，“被动摸鱼”。工资与业绩挂钩，王迪所在的中介公司没有底薪，干坐着只会更焦虑。他干了五年，有熟客资源，还能开一些租赁的单子维持生计。一些同事只能出去兼职送外卖，做代驾，否则连房租都交不上。
有同事夜里出去开车，早上九点来门店打完卡就回家睡觉。领导来检查，王迪就打电话让同事们赶紧回来。有时大家坐在一起抱怨，同事们频频叹气。开滴滴的同事说，现在失业的白领都出来干滴滴，市场饱和，根本接不到单。他从晚上八点开到凌晨五点，只接了两单，收入200块钱。而送外卖的同事穿行在四十度高温的北京，一天挣170元左右，晒得黢黑，胳膊的肤色都分了层。
在小红书上，姚沁文的简介是“中国传媒大学MJC硕士”。她将自己的工作戏称为“一场高学历房产经纪人的沉浸式体验”。加入房产中介起源于一次“卧底”经历。2020年夏天，姚沁文还在毕业论文选题犯愁，恰好看到一篇文章——《北大、复旦等名校毕业生，硕博从事房产中介、家政被热议，你怎么看？》文章中提到，房产经纪行业收入不亚于白领，有12%的链家经纪人年收入达15-30万，6%的经纪人年收入达到30万以上。
姚沁文于是对“高学历房产中介”这个群体产生兴趣，决定去中介公司实习，做体验式采访。如今回想，那是房地产市场遇冷之前最后的火热时光。2017年初，链家研究院发布《存量时代，流通为王》的市场报告，指出未来房地产竞争将不再聚焦于拿地和销售，二手房会成为中国房产市场的主导，未来房地产经纪人将趋于职业化，成熟化。2020年，全国二手房交易规模达7.3万亿，是2015年以来的最高记录。
采访了一些高学历房产经纪人，姚沁文意识到，他们选择中介的主要原因是找不到收入符合预期的工作。采访时，一位复旦大学日语系硕士告诉她，如果做翻译月入能有一万多，但做房产经纪人收入无上限，不乏年入百万的佼佼者，她希望能趁着年轻多拼一拼。
到姚沁文毕业的时候，链家推出“领航家计划”，招募985，211，或者QS排名前100的高校毕业生。入职后第一年提供保障性薪资，本科生月薪12000，硕士生月薪15000，若有业绩提成上不封顶。
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称，2017-2020年间，房地产经纪行业本科及以上人才需求占比由26.7%上涨到40.2%。当时的房市仍处于上涨期，中介公司得以开出更优厚的薪资吸引高学历年轻人。
但事实是，入职后，许多高学历房产经纪人都在一年后离职。失去了保障性薪资，市场又不稳定，变动的收入让人没有安全感。另一方面，这份工作常常会让人感觉“没有尊严”。姚沁文的同事曾被业主在电话里大骂，同事只是把手机放在一边，等到电话那头没声音了，再好声好气接起来，“您骂完了吗？骂痛快了吗？”
“大家变脸变得很快的。”姚沁文说。服务得好时，客户讲些赞美的话，一旦交易过程中出现没协调好的地方，客户马上“翻脸”：“怎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不是付给你那么多中介费吗？”
和姚沁文不同，20岁的房产经纪人武孟没有那么光鲜的学历，她大专没读满一年就退学出来打工，做过餐厅服务员，做过电子厂流水线女工，经常是攒一点钱就辞职去旅行，今年4月在上海入职一家小中介。
刚开始，她决心在这里待够一年，因为羡慕同事的高收入：开单多的一个月能拿六七万，提成奖金用现金发放，桌上摆着一沓沓粉色的现钞。中介门口停着一排车，全都是同事们自己赚钱买的。
工作群里，有人介绍上次开单的经验：在地铁站发传单，正好遇上了需求吻合的客户。但实际上，这样的成功案例是小概率事件。人们多是摆摆手，“不看房子”。有次一个路人定定地看着她，“你找个正常的工作吧”。武孟背过身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不到两个月，她就意识到市场的残酷：能赚钱的只是行业头部的少数人，新人没有熟客资源，市场又不景气，很难见到成果。她觉得这份工作比在电子厂打工还累，至少后者工资稳定，到手有近六千；而她两个月开了三单租赁，每个月底薪加提成也只有四千多。
时间倒回15年前，人们争抢着买房，大大小小的房产中介遍地开花。一些资深房产经纪人会用“时代的春风”形容那个时期。2008年，为应对金融危机，政府推出四万亿投资计划重振经济，各地政府放宽征地政策，刺激房价一路攀升，人们的购房热情也随之高涨。
徐萍是在2008年底“误打误撞”进入房产中介行业的。此前，她在上海卖过首饰，卖过高档服装，2008年，一日在街上游荡，她看见路过的房产中介窗户上贴着“招聘大专学历”。徐萍只读了高中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门就进去了。
老板是女性，说话和和气气的。听说徐萍有做销售的经验，没有考虑学历就把她招了进来。徐萍没想到，自己一脚踏入房地产行业的黄金时期。彼时，房地产市场火热，客户买房热情高涨，“像疯了一样”。有次签错了房，客户也不计较，“只要是房子就行”。房子要靠抢，中介也更有话语权——徐萍就给客户打过这样的电话，“你现在立刻马上过来，打车过来，再不过来就只能买筒子楼了！”
刚入行时，徐萍一个月只有800的底薪。但靠着卖房的提成，每个月到手薪资都有一两万。
王迪2018年底做房产中介时，市场已趋于冷静，但他仍然看好房地产行业，认为买房的需求会持续存在。之前他在首都机场做安检员，上一天休三天。五年之间，月薪仅从3600涨到了4200，“一眼就能看到底”。他不满足于这种看似轻松稳定但拮据的生活，想尝试工作强度和收益都更大的房产中介。
做中介后，王迪每周只能休息一天。他干劲十足，“要想挣得多，你就自己去付出”。为了维护和卖主的关系，王迪要隔三差五上门面访，有时还会揽下帮客户跑腿的活，送客户家的老人去医院，接孩子放学，给孩子批改作业。他喜欢交际，跟客户逐渐建立信任的过程也给他带来成就感。
收入的变化是可见的，入行第一年，王迪的年收入较之前翻了一倍多。有次前单位的领导向他咨询换房，问起他现在收入如何。王迪那个月业绩好，谈下来两单，他把六万的工资条拍照发过去，领导感叹，这比自己半年的工资还高。
回想从国企辞职加入房产中介，王迪仍然觉得庆幸。他老家在山西，读大学时通过校招进航空公司做安检员。他以为大城市充满赚钱的机遇，却先在企业内部感受到不公，福利和机遇总是优先给资源人脉更丰富的人。一定程度上，房产销售的“唯业绩论”带来了新的公平。他不再需要日日想着怎么讨好领导，“销售就是靠业绩说话，我业绩好，谁都没能耐把我辞了。”
徐萍如今已经是上海的一名高级经纪人。她和丈夫在老家买了房，又买了车，即将在上海买新房。徐萍觉得自己物欲不高，但可观的收入带给她安全感。业绩好的时候，徐萍能月入十几万，业绩最差也能有一万块左右。孩子的生活费、车贷、房租等都是她来付。偶尔吵架时丈夫说气话要离婚，徐萍也毫不担心。经济收入让她在家庭里有足够的底气。
和姚沁文走在门店附近的小区里，她能叫出每一棵果树的名字，“这是杨梅”“这是枇杷”“这是杏儿，我们昨天还来摘了”。她最喜欢的是一棵日本晚樱，手机刚好可以架在树枝上，采光也好，是她自拍vlog的“据点”。她想在这里固定场景拍，春天有樱花作背景，夏天望过去是一片浓绿，能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。
近两年间，姚沁文身边已经有约三十人离职了。市场萧条，离职的情绪也会蔓延。交流中，想离职的同事反问她，“要为长远打算，30岁的时候你还会想做这份工作吗？”
她给不出肯定的答复。带看爬楼对体力有要求，姚沁文已经能明显感觉到，自己的身体不如之前健康。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，碰上谈单子还要熬夜，作息和饮食都不规律。徐萍说，做房产中介容易虚胖，每天点外卖吃，“胃里都是地沟油的味道”。
姚沁文确实动过离职的念头，她觉得工作时间被拉得太长。做房产经纪人没有周末，只有周二休息一天，就算下班了，她也不敢把手机调至静音模式。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十点间，如果有客户点进来咨询，必须在23秒内回复。有时她正在骑车，或是要睡觉了，熟悉的铃声突然响起，“你收到一条客户消息，快来回复吧！”她必须停下手中的事，确保在23秒内点进去回复。
姚沁文讨厌这种机械的模式，她感觉自己变成一张网页上的头像，一颗平台的螺丝钉，“我只是一个带看机器，客户跟我成交跟他成交没有区别，那我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？”
带看少了，姚沁文也只好经常闷在门店里，“一段时间一成不变，我会很难受，就会想离开想改变”。她甚至想好了去向，去一家房产自媒体做内容。但客户的需求又把她拉了回来，跟着姚沁文两年的一组客户，今年五月终于买下了房子，这让她觉得还能再坚持一下。
新鲜感，和客户的联结感，这些是姚沁文留下来做房产中介的主要原因。有客户跟她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，开车带她去龙华寺上香，吃素面；有时去业主家里面访，业主请她吃烧烤，承诺只跟她看房子。这样的时刻让她感觉到被信任。
姚沁文给自己的目标是再坚持一年，每周在小红书更新vlog，记录日常状态或对市场的观察。她想用影像持续记录，把自己这一年整理成关于高学历房产经纪人体验的纪录片。
更多人选择在市场萧条期离开这个行业。58安居客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，5月一线城市的房产经纪人数量明显减少。全国在线作业的房产经纪人环比减少超过4%，单店经纪人数量环比减少约6%。
在小中介干了两个多月后，武孟决定离职了。她的公司只有200人左右，现在每周只能开一两个买卖单。由于效益差，公司在六月通知取消员工宿舍。武孟无力承担上海的房租，决定再次辞职，去西北旅行，钱花光了再找新工作。
而对于今年33岁的王迪来说，离开或留下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。他想过自己开个小店做零售，碍于前期投入成本而放弃。如果此时换一个新行业，就要把过去五年在房产中介的积累推倒重来。35岁近在眼前，他几次谈到“中年危机”。
王迪仍然执念于在北京扎根。尽管还没有孩子，他已经在想着怎么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。过年回老家，也有朋友带孩子从北京回去，王迪觉得北京孩子明显和在老家长大的孩子不一样，情商更高，视野也更开阔。他以长城举例，北京的孩子已经实地去过几次，而老家的孩子只能通过课本上的图片和想象在脑海中勾勒。
王迪说，未来有孩子，一定要让他接受北京的教育。他读过一篇文章——《我奋斗了十八年，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》，对文中表现的阶级差距深有共感。这让他更坚定留在北京的愿望，“我不可能把自己打回去，让我的孩子再来一个十八年。”
他选择继续留在北京，留在房产中介行业。“扛着，”王迪说，“市场总有好的时候。”他期待交易量回归正常的那一天。
◦ 文中王迪、徐萍为化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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